第一篇，五月十八日陳雲在信報的社論。
信報 2010年5月18日
星期日正午去了投票。這次沙田的投票站由市中心的大會堂移到偏僻的沙田官立中學，位於城門河畔、車橋之下，偏僻的文化博物館後面。河邊有幾隻白鷺，路邊有悠悠而行的單車，才走一段路，沙田由鬧市忽然變成了郊區，略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原貌。我喜歡。
投票為無悔於後世
微笑和歡樂，即使是苦中作樂，都可以擊退極權。政府鬼鬼祟祟，改了歷年來的投票站位置，只是令我多走一段路，認識鄰近地方而已。這次五區聯合補選，民主派不團結，社民連孤憤過度，達不到所謂公投的成效，卻可令大家醒覺，理解真相，改換策略。我去投票是為了盡公民義務，也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演練民主技術的機會。
我快五十歲了，半百之年，死而無悔，看見街上的兒童，心中有愧。民主在我們這代不能完成，輪到下一代，他們要遭受更大的不幸了。人是要對歷史負責的，你造的孽，下一代便要承受。正如上一代的糊塗中國文人和武夫，選擇了共產主義，在建政初年的鬥爭中又默不作聲，任由擺佈，終於災難一直延續到現在，直至亡國。佛家所謂三世因果，這一代的中國人可以清楚看到：我們承受上一代人的共產主義罪惡，我們這一代承受叢林資本主義罪惡，我們如不悔改，下一代人便要受兩代人的罪惡，痛苦更大了。
巨獸在開始的時候無人抵抗，下一代便要付出沉重代價。認識到中國無休止的災難，我不能不怨恨上一代的中國文人，何以有眼無珠，錯誤選擇了共產主義，要幾代人白白受苦？
十幾年前，在德國讀《民主中國》雜誌，在廣西調查文革災難的作家鄭義說，他很不明白，以當年中共有限的軍力和管制技術，只要百姓以武力抵抗，哪怕是每家拿起菜刀，文革之類的大批鬥是搞不起來的。全世界所有共產國之中，也只有中國才有文革這樣荒唐的慘劇。奇恥大辱。
民主是為國家安全
老實說，即使中國人繼續糊塗下去，繼續容忍中共的暴虐和巨富的剝削，中國也最終會有民主的。看看伊拉克，亡國之後，便有民主。中國仍是臨時革命政府維繫的經濟與軍事力量，這是自由世界所不能容忍的。中國人自己不主動促成民主，就要等到像伊拉克一樣，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了，被美國整頓，亡國後，由美國人來主持民主選舉。不要誤信美國已經衰落，美國仍擁有令世界震懾的力量。在義在利，對於中國，民主才是富國之道、衛國之道。中國自造民主，是為了國家安全，避免亡國。
不管中共擁有多少資金和軍力，中國脆弱得很，不敗亡，是由於美國的姑息而已。我是個思想簡單的人，將話說得很死，是基於一個判斷：中國不成國家。
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共產中國，只有政權，而沒有國家，鄧小平走資之後，中共由佔據國家財富的革命黨成了一家超級私人大公司。人民不知為何而戰。一旦戰機啟動，共產中國就會崩潰。中共走資，繁榮之後，未曾打過一次仗，未敢打過一次仗。自知之明也。
勝者盡取的社會，不留希望的社會，剩下的就是崩潰。不論中國大陸，或香港特區，目前都是這種社會。也許，目前不少人已洞悉先機，賺盡分毫，部署移民。
憲政民主 建國之始
共產主義必敗於資本主義，是因為資本主義有國家，而共產主義無國家。共產國的人或公司，沒有獨立而神聖的國民權利，一旦政權與人民的勾結的利用關係完結，就會解散，誰也不欠誰，誰也不會為對方盡義務。那是個極不安全的狀態，不管平民百姓還是獨裁政府自身， 都感到極不安全。暴亂、鎮壓、禁閉、虐待，都是緣於那令人心寒的不安全感。
國家是現代史的主體，大同世界是不會出現的。現代就是不間斷的國族運動史，動力來自資本主義、自由合約與文化傳統的結合，自由人締結為國民，建立國家，累積資本，有效使用自然資源，繁榮國族的整體階級，以此為基地而向外擴張。
近二十年的資本主義走了歪路，是跨國公司驕橫過度，以為可以富可敵國，四出投機、避稅、 剝削，背叛了國家，甚至要國家來為那些背叛國家的大公司埋單擔保。
阿當．史密夫（Adam Smith）的那本《國富論》，我總是讀不完，但每拿起政治經濟學大師的書，都對書名玩味再三：The Wealth of Nations。資本家的後盾在各自的國家，而國家的富裕，不是來自國庫或國有資產，而是來自國家整體階級的富裕和創造力。
要建立現代國家，就要憲政民主，這是一切現代化運動的起點。中國由共產主義走回資本主義的起點，也要走回憲政民主的起點。否則，一切浮華，終歸煙滅。
二零零九年練乙錚在信報的社論
中央政府還能怎樣解釋「普選」？港人政改爭拗，要點之一，便是何謂普選。當權派頭痛之處，在於如何保留功能界別議席而仍然符合「普遍」和「平等」二原則。這個「頭痛」，是《基本法》規定的：六十八條講特區立法會須「最終達至全部 議員由普選產生」；三十九條講香港特區公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，必須符合聯合國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，而此公約二十五條指明，公民有權「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公共事務」，且「選舉應是普遍的和平等的，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」。由此可見，除非當權派可以繞過《基本法》，否則「頭痛」不會消失。政治上並沒有方圓之術。設想：泛民大不了輸掉立會否決權，當權派長驅直進，推出他們的二○一七、二○年「雙普選」方案，最終在立法會保留功能界別或全面代之以區議會議席。但是，泛民仍可要求司法覆核；除非到時「三權合作」了，不然當權派的終極方案過不了終審庭。圖窮匕現，「老幹部」譚惠珠昨天終於道出最後一道板斧：「何謂普選由中央決定」。如常，對付終審庭的「核武選項」是人大釋法。人大常委有此絕對權力，乃是不爭之實，但當權派連「普選」這樣一個簡單名詞也要勞駕人大常委會解釋，未免太不像話。如果北京要解釋此詞，該是在九七年回歸之前，而不應是在○七年人大常委嚴肅地宣布香港可於一七及二○年實行「普選」之後。一個嚴肅兮兮「說話算數」的國家，賜予小民的一件禮物，打開總不能只是一件性質待定的虛物罷？假設有一天人大常委真的就「普選」一詞釋法，能釋出什麼內涵呢？大家不妨看看資料。《憲法》九十七條定義兩種各級人大選舉辦法：其一是直接選舉，用於縣級或以下的人大；其二是由下級人大代表選舉上一級人大代表，這種間選用於省級或以上人大。首先要注意的是，大陸用哪一種辦法選人大代表，視乎該人大組織的層級，低級的用直選，高級的用間選，不存在一個人大組織同時用兩種辦法產生代表的做法，故特區政府欲以「區議會方案」產生部分立會議席，並不符合國情，若人大透過釋法產生之，無疑是為了某種原因替香港「度身訂造」。另外要注意的，是《憲法》無「普選」字眼，較詳細的《選舉法》亦然；若人大要解釋「普選」一詞，雖視此詞過去六十年在中國大陸的一般用法。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五四年五月，全國第一次基層人民代表由直選產生，國內對這件大事的所有官方報道，用的都是「普選」這個詞①。不僅如此，以後各屆基層人大直選，有關官方網站資料，都稱之為「普選」。②這些資料多得很，信手拈來，在在證明大陸全國各地官方慣用語「普選」，指的就是地方基層人大五三年以來舉行的歷次直選。相反，如果是縣以上人大組織的間選，內地官方都是用「換屆選舉」或「選舉」等籠統稱謂，而不用「普選」一詞。因此，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替特區政府把「普選」一詞解釋為可涵蓋立會功能界別特別是區議會方案（包括民建聯方案）所提的那些間選辦法的話，則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「釋法」，而是「創法」。如此替特區創法，人大常委不僅有越權之嫌，當權派便是「得直」，也因為吃相太壞，引起港人強烈反感。然而，當權派及北京的眼光是長遠的。筆者設想，區議會方案（包括民建聯方案），幾乎是唯一可讓香港特區立會與大陸立法機構最終順利實現「兩制統一」的辦法。「統一」之後，由直選產生的區議會成為香港最基層人大；由區議員投票產生的代表進入立法會，不僅取代功能界別議席，還最終取代現有立會直選議席（這個最遲二○四七年便可做到，因為到時《基本法》失效）。那樣全部由區議會間選產生立法會的做法，相當於省和直轄市的人大產生辦法。然後，再由如此產生的立會議員間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，「兩制」的立法體制便達至統一。這大概就是北京心目中的香港立會選舉「終極方案」。大家心寒否？有趣的是，「普遍」 和「平等」的普選，並非聯合國文件首創。共產主義第二國際一八九三年蘇黎世大會第一三四號文件〈關於普選權〉列明：「對於還沒有取得普選權的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，為所有達到選舉年齡的人（不分種族性別）爭取普選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了。大會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起來參加這一鬥爭。」跟着，第二國際一九○○年巴黎大會第一五一號文件〈為實現普選和直接立法而鬥爭〉列明：「選舉執政人員時，實行普遍的、直接的、平等的秘密投票，是政治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重要手段及首要條件之一。大會號召沒有實行議會代表制的國家，以及議會制還是以其他某種原則為基礎的國家，開始為普選權而鬥爭，不到全部實現目的決不罷休。」不必侈談什麼築牢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銅牆鐵壁，人大如果還要解釋「普選」，只能如此解釋，否則便是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徹底背叛。註：①例如《江都新聞網》九月八日文章〈第一次普選：民主進程的開始之舉〉，《江蘇檢察網》○八年八月一日文章〈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巨大的普選〉，《中國人大》雜誌○五年第三期劉洪科文章〈永不逝去的足跡：山東省臨朐縣第一次普選（1953年）〉；②見《福建省情資料庫》的〈福建省十次普選〉資料集，記有關五三至九二年的十次市級人大直選結果；又《吉林通化縣人民政府網》〈民政第一章：普選〉，記五三至八五年共九次市直選結果。中央政府還能怎樣解釋「普選」？
港人政改爭拗，要點之一，便是何謂普選。
當權派頭痛之處，在於如何保留功能界別議席而仍然符合「普遍」和「平等」二原則。 這個「頭痛」，是《基本法》規定的：六十八條講特區立法會須「最終達至全部 議員 由普選產生」；三十九條講香港特區公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，必須符合聯合國《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，而此公約二十五條指明，公民有權「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 代表參與公共事務」，且「選舉應是普遍的和平等的，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」。由 此可見，除非當權派可以繞過《基本法》，否則「頭痛」不會消失。政治上並沒有方圓 之術。
設想：泛民大不了輸掉立會否決權，當權派長驅直進，推出他們的二○一七、二○年「 雙普選」方案，最終在立法會保留功能界別或全面代之以區議會議席。但是，泛民仍可 要求司法覆核；除非到時「三權合作」了，不然當權派的終極方案過不了終審庭。
圖窮匕現，「老幹部」譚惠珠昨天終於道出最後一道板斧：「何謂普選由中央決定」。 如常，對付終審庭的「核武選項」是人大釋法。人大常委有此絕對權力，乃是不爭之實 ，但當權派連「普選」這樣一個簡單名詞也要勞駕人大常委會解釋，未免太不像話。如 果北京要解釋此詞，該是在九七年回歸之前，而不應是在○七年人大常委嚴肅地宣布香 港可於一七及二○年實行「普選」之後。一個嚴肅兮兮「說話算數」的國家，賜予小民 的一件禮物，打開總不能只是一件性質待定的虛物罷？
假設有一天人大常委真的就「普選」一詞釋法，能釋出什麼內涵呢？大家不妨看看資料 。《憲法》九十七條定義兩種各級人大選舉辦法：其一是直接選舉，用於縣級或以下的 人大；其二是由下級人大代表選舉上一級人大代表，這種間選用於省級或以上人大。首 先要注意的是，大陸用哪一種辦法選人大代表，視乎該人大組織的層級，低級的用直選 ，高級的用間選，不存在一個人大組織同時用兩種辦法產生代表的做法，故特區政府欲 以「區議會方案」產生部分立會議席，並不符合國情，若人大透過釋法產生之，無疑是 為了某種原因替香港「度身訂造」。另外要注意的，是《憲法》無「普選」字眼，較詳 細的《選舉法》亦然；若人大要解釋「普選」一詞，雖視此詞過去六十年在中國大陸的 一般用法。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五四年五月，全國第一次基層人民代表由直選產生，國內 對這件大事的所有官方報道，用的都是「普選」這個詞①。不僅如此，以後各屆基層人 大直選，有關官方網站資料，都稱之為「普選」。②這些資料多得很，信手拈來，在在 證明大陸全國各地官方慣用語「普選」，指的就是地方基層人大五三年以來舉行的歷次 直選。相反，如果是縣以上人大組織的間選，內地官方都是用「換屆選舉」或「選舉」 等籠統稱謂，而不用「普選」一詞。因此，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替特區政府把「普 選」一詞解釋為可涵蓋立會功能界別特別是區議會方案（包括民建聯方案）所提的那些 間選辦法的話，則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「釋法」，而是「創法」。如此替特區創法，人 大常委不僅有越權之嫌，當權派便是「得直」，也因為吃相太壞，引起港人強烈反感。
然而，當權派及北京的眼光是長遠的。筆者設想，區議會方案（包括民建聯方案），幾 乎是唯一可讓香港特區立會與大陸立法機構最終順利實現「兩制統一」的辦法。「統一 」之後，由直選產生的區議會成為香港最基層人大；由區議員投票產生的代表進入立法 會，不僅取代功能界別議席，還最終取代現有立會直選議席（這個最遲二○四七年便可 做到，因為到時《基本法》失效）。那樣全部由區議會間選產生立法會的做法，相當於 省和直轄市的人大產生辦法。然後，再由如此產生的立會議員間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， 「兩制」的立法體制便達至統一。這大概就是北京心目中的香港立會選舉「終極方案」 。大家心寒否？
有趣的是，「普遍」 和「平等」的普選，並非聯合國文件首創。共產主義第二國際一 八九三年蘇黎世大會第一三四號文件〈關於普選權〉列明：「對於還沒有取得普選權的 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，為所有達到選舉年齡的人（不分種族性別）爭取普選權的時 機已經成熟了。大會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起來參加這一鬥爭。」跟着，第二國際一九○ ○年巴黎大會第一五一號文件〈為實現普選和直接立法而鬥爭〉列明：「選舉執政人員 時，實行普遍的、直接的、平等的秘密投票，是政治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重要手段及首要 條件之一。大會號召沒有實行議會代表制的國家，以及議會制還是以其他某種原則為基 礎的國家，開始為普選權而鬥爭，不到全部實現目的決不罷休。」不必侈談什麼築牢反 對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銅牆鐵壁，人大如果還要解釋「普選」，只能如此解釋，否則便是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徹底背叛。
註：①例如《江都新聞網》九月八日文章〈第一次普選：民主進程的開始之舉〉，《江 蘇檢察網》○八年八月一日文章〈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巨大的普選〉，《中國人大》雜 誌○五年第三期劉洪科文章〈永不逝去的足跡：山東省臨朐縣第一次普選（1953年）〉 ；②見《福建省情資料庫》的〈福建省十次普選〉資料集，記有關五三至九二年的十次 市級人大直選結果；又《吉林通化縣人民政府網》〈民政第一章：普選〉，記五三至八 五年共九次市直選結果。
我是一個很鮮明的反對者，因為我認為模糊不清是站不著腳；找出自己反對的理據，反對就是反對，不會什麼是溫和或是妥協。
